意外的是，我提心吊胆的日常生活目前没有开始的迹象。社会陷入了一种内乱，好象人们不去考虑“明天”，竟比战争期间还要甚。
　　借给我大学制服的老校友从军队回来了，我把东西归还给了他。于是，我一时陷入了错觉，以为自己摆脱了回忆乃至过去，自由了。
　　妹妹死了。当我知道自己同时是一个可以流泪的人后，得到了浅薄的安心。园子和某个男人见了面订了婚。我妹妹死后不久，她结婚了。我这时的感觉好比是肩头的担子落了地。我一蹦三跳地自己对着自己乐。“这不是她甩了我，而是我甩了她的必然结果。”我不无自负。
　　我爱把命运对我的驱使牵强地作为自身意志或理性的胜利。这一积年的恶习已经发展成疯狂的妄自尊大。被我叫做“理性”的特点中，似乎有一种不道德的感觉，有一种飘忽不定的偶然使假皇帝得意登基似的感觉。这个驴一样的假皇帝，连愚蠢专制可能导致的复仇结果也不能预知。
　　我在暧昧、乐天的心情下，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泛泛的法律学习、机械的走读、机械的返家……我什么都不听，什么也都不听我。我学会了年轻僧侣那老于世故的微笑。我感觉不出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我忘了，好象忘记了。我那天然自然的自杀——在战争中死去——的希望不是早已被斩断了吗？
　　真正的痛苦是徐徐到来的。它恰似肺结核，待自觉症状出现时，病则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一天，我站在新书日益增多的书店的书架前，抽出了一本装订粗糙的译作。是一个法国作家的饶舌的随笔集。偶然翻开一页，一行文字烙印似地射入眼中。可是，一股不快的不安涌上心头，我合上书放回书架。
　　第二天早上，突然间想起，于是，我在去学校的路上，顺道走入那家离学校正门不远的书店，买下了昨天的书。民法课刚开讲，我就立即悄悄取出它，放在展开的笔记本旁，开始寻找那一行。正是那一行给了我比昨日更加鲜明的不安。
　　“……女人力量的大小，惟独取决于其惩罚恋人的不幸的能力的程度。”
　　我在大学结识了一个亲密的朋友。他是某家老字号点心铺掌柜的儿子。乍看上去，像个老实巴交勤奋好学的学生，可他对于人对于人生所流露出的“哼哼”式的感触以及他那与我十分相似的虚弱的体格唤起了我的共鸣。我出于自我保护和虚张声势，学会了同样的玩世不恭。比起我来，他似乎在这一点上更加具有不伴随危险的自信。这自信心来自何处呢？我想。一段时间后，他用识破我童贞的、令我感到压抑的自嘲和优越的口吻，坦白了他出入不良场所的经历，并且邀我下次同去。
　　“想去就打电话找我。本人随时奉陪。”
　　“嗯。如果要去的话。……多半……快了。我会尽快决定的。”
　　我答道。他不好意思地抽了一下鼻子。那张脸告诉我，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他一清二楚，这反过去唤起了他的羞耻心，使他想起了完全同于我目前状况的过去的他。我感到焦躁。这是一种试图把他眼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完全统一起来的老掉牙了的焦躁。
　　所谓洁癖，就是一种受欲望指使的任性。我原来的欲望是隐秘的欲望，它甚至不允许存在直截了当的任性。我假想的欲望——即，对于女人的既单纯又抽象的好奇心——被赋予了冷淡的自由，任性在其中将没有活动的余地。好奇心没有什么道德可言。或许这就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不道德的欲望。
　　我开始了痛苦的秘密练习。我凝视着裸体女人像，试验自己的欲望。——再明白不过了，我的欲望横竖不吱声。先从不想任何图影开始，再从想象女人最下流的姿势努力，我尝试着调教自己。我有时仿佛感觉到了成功。然而，这成功却留下了心碎的扫兴。
　　“豁出去了！”我下定决心。于是打电话告诉朋友，让他星期日5点在一家咖啡馆等我。那是战争结束后第二个新年的元月中旬。
　　“终于下决心了？”他在电话上嘿嘿发笑，“好，我一定去。中途变卦我可不答应哟。”
　　——笑声留在耳朵里。我清楚，我惟有那谁也无法觉察的、僵硬的微笑能与之抗衡。可是，我还有一线希望，确切地说，我仍怀有一丝迷信。一种危险的迷信。惟有虚荣能使人冒险。就我来讲，那是一种不甘心被人视为23岁的童贞的通常的虚荣。
　　想来，我下定决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